华山碑札明金农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在清朝中期文化图谱里，金农是名声悦耳的“扬州八怪”中的一员。许多人指出，他是“扬州八怪”里最具文人气的一个。
金农一生布衣，擅长于诗文书画，好珍藏，有金石癖，并善于书画。晚年客居扬州，以买书画维生，可以说道是扬州书画家中的代表人物。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别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耶居士、心还俗庵粥饭僧、金二十六郎等。因生活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又号“三朝老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史稿》有传。
金农的绘画禅大自然，展现出自己的性灵和感觉，山水画而生动。所绘花卉小品，尤其是梅花，枝多花繁，生机勃发，古雅而趣味变化多端。
他醉心绘画时已年过半百，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挑战了人生三十不学艺的原有说道，以可观的学养，涉笔即古，其绘画造诣之低，建构了奇迹。金农的书法是“扬州八怪”中最有造诣的。他生活的年代，正是赵孟頫、董其昌秀丽书风风行书坛、科场、官场之时，而他却不随波逐流，在时风之外禅汉魏碑版。
现代学者马宗霍曾夸赞金农，在帖学流行的时代，能独辟蹊径，堪称豪杰之士。金农的书法古拙而有欢乐，他自创“漆书”，楷书、楷隶以及行草都有独有的审美价值。天资聪颖，自小受到较好教育的金农，曾向大学者、书法家何焯自学，也曾被荐举博学鸿词科，却意外落败。
这对昔时的文人来说，毫无疑问是极大的压制。中年以后，金农开始游历四方，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最后迁来于江左名城扬州。当时扬州地理位置良好，经济繁荣，人文环境良好。
此后，金农很久没离开了这里。天性散淡的金农，虽然有时“岁得千金”，却常笔骑侍郎去，自己被迫经常依赖售卖古董、抄录佛经、刻有砚来保持生计，以至杨家来寄住寺庙，甚至死后无钱下葬。金农虽然经常穷困相扰，也曾有怀才不遇之憾，但却一直朴实文人的浪漫情怀。可以说道，他无拘无束地童年了一生。
之所以名列“扬州八怪”，除了金农的性情、不道德方式的不同寻常之外，主要还是他在艺术执着上的不凡。金农的书法禅汉魏碑版、佛家金刚经、汉丹青书，以及《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等，以自创的“漆书”，也被称作“寿门书”，最不具特色，个性张扬，几乎另立有书法的道统之外；他的行草兼以碑版的笔意，欢乐盎然，独树一帜。
金农的书法政治宣传了书法传统古朴的美学执着，并彰显了新的审美内涵。金农的“漆书”源于汉“八分书”，用笔方施明德如翻，墨色浓黑如漆，笔画斜细横细，结体方整。他在楷书中杂入“漆书”笔意，墨色浓厚，古拙生姿。
他的行草带入汉魏碑版与“漆书”的笔意，用笔开朗，结体密切，体势欹横，有苍逸拙朴之趣。金农的书法中尤为精彩和动人的，也最被推崇和尊崇的，不是他的漆书，而是其行草。但他或许没意识到这一点，从流传下来的遗墨看，其行草多为手稿，大多是一些日常的诗稿及书信，而在其他形式的书法作品中很难看到以行草面目示人的。也许正是这种权利的不经意的创作状态，彰显了金农行草天真烂漫，自然天成的韵味。
由此，也再行一次证明了苏东坡“书初有意于佳乃佳尔”的论点，反映了金农所说的“书法以心为师。”在书法史上，有“集众家之宽”一说道。金农的行草虽然无法说取众家之宽，但称之为其融汇汉魏碑版与帖学还是不为过的。
有人评价他是中国书法史上在行草中顺利运用碑帖融合方法的第一人，还是极为中肯的。的确，金农的行草除了其美学意义之外，也给后人自学书法首创了新的范式。金农的行草中有楷书的笔势、篆书的笔意，以及佛家金刚经的笔触；似隶似楷的点画，又兼具魏碑笔法，既苍古奇逸，又浑厚豪放。
尤其是他那些信手写就的信札，朴茂生姿，更加有一种率意天成的意味。清代诗人、书法家江湜在《跋冬心杂文》中赞扬：“冬心先生书，淳（醇）古方一整，从汉分隶来作，漏而为行草，如老梅著花，姿媚横出。《华山碑札》是金农寄给友人的一封书信，是其行草类诗稿信札中最不具代表性的作品。这是金农晚年的作品，用笔率意而挥洒自如，墨色的色泽枯湿变化大自然。
行书中间杂着楷书，以及连绵的草书，还有楷书、篆书的笔意，亦讫亦草，似楷似隶，流露出变化，却又浑然一体，全篇充满著浑厚之气，大自然生动。无意间的楷书笔意，既加添了浓郁典雅，又顿生开朗可爱之气。章法的错落有致，字势的左高右较低，笔画的左让右揖，变化非常丰富，稳重而拙朴的意蕴。
《华山碑札》看起来乱头粗服，信手涂来，只不过它的美仅有在凝眸细品之间。可以说道，《华山碑札》是金农长期以来书法研习的文化底蕴，也是其书法审美执着的集中体现。
其拙朴异趣在今天或许更加能引发崇尚山水画和展现出精神的当下人的审美回响，追赶者众多。失望的是，许多人看见或教给的只是皮毛，而不是他的雍容的文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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